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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今东自述流年记事
1936 出生于河北广宗县西召集村。祖父郑修身，常给幼时的我讲先贤励志故事，以期我长大后能成才。父郑青运，曾就读邢台中学，因家贫中途辍学。父亲擅长书画，这样就成为我的第一位艺术启蒙先生。
1943-----1950读小学及高级小学。教我的先生中有几位是绘画高手，这对于从小就喜欢写画的我是感到很幸运的。论绘画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高民五、李辉、李栋晨、卫建中这几位先生。李辉老师曾书赠我“虚心真君子，硁硁不丈夫”这话便伴我一生成为我的座右铭。
1951---1954在广宗前期师范读书。语文老师赵华庭，曾于二战时期作为远征军的一员赴缅对日作战，做过记者，文化高，会英语。他也曾给我写下些教诲的话，其中有句话让我牢记在心：“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不仅是个方法，抑且是种美德。”
大约是1952年前后，我看到画家赵望云的一本小册子，是他从北京南下，一路走一路画而后结成的册子。内中有一幅画是广宗景物，广宗是我老家所以感到特别亲切，便心生憧憬，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够像赵先生这样边走边画，自己编织了一个美好的少年梦。
1954广宗师范毕业后旋即考上威县赵庄师范读后师。赵庄师范当时叫“河北省师范”解放后即建，是冀南最大的学府。
1954---1957 美术老师周秉恭先生是北京人，从北京国立艺专毕业后到这里做老师，他教写生、透视，让我获得了绘画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。后又新来了从天津河北艺师毕业的孟范增老师，他的写生极好，这深深影响了我。
1957 后师毕业。我被分配到河北涉县井店中学当教师，教语文、历史、地理，后来主要教几何，捎带着上美术课。
1958狂热的“大跃进”年代。学校几乎不上课，让我做的就是写标语，画壁画。暑假期间教师进行“整风反右”我被打成右派，从此而成为“另类”。
1960严重饥荒
饿、病、逃、荒、死现象瘟疫搬扩散。自己身处异乡，收入及其微薄，无力顾及家人，念至父母儿女，悲情难抑。在吃顿饱饭当属奢念之际，哪里还遑论什么艺术、事业，想做画家，那么“白专道路”、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”的帽子在等着你。
1961年速写《学习好》、《备课》被《河北日报》选用。此后我的速写屡屡见诸报端。
1963年生活条件稍有好转，对我的绘画来说这是关键的一年。
天津画家孙克纲，张希岺，冯一鸣写生来到涉县，与之接触很受启发。
河北艺师王之江、李昆祥、郑禄高过来写生。王之江老师对我甚好，我画水彩主要得益于他，他不仅说技法还送我水彩画纸，叮嘱我一定要多画水彩，我感动之余备受鼓舞。
暑假期，北京画家农乐(本名朱国明)由河北报社介绍到涉县找我，这样我们就吃、住、画在一起，采风写生遍及村镇街巷和山野田间，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的暑假。
农历年关期间，一个充满了幻想和希望的青年走进了北京，农乐邀请我赴京做客(他有年迈的父母和一位哥哥，都很善良。)我吃住在农乐家。当时由于农乐安排，我分别去拜访了中央工艺美院的阿老，及中央美院张安治两位先生，都很平易近人，亲切和蔼，现身说法不吝赐教，还拿出很多作品让我看。阿老先生说：“痛快里面有结构，痛快里面有形象”;张安治先生则嘱咐我向黄胄那样大量地画速写。俱是金玉良言，一生受益。真是此行不虚啊(之后农乐陪我去美术馆看画展，记得是《公社风光画展》)。
返邯途中，我顺便去保定寻访我慕名已久的薛树森先生。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，搬出作品让我浏览，薛先生的速写与水粉画画的极好，堪称“两绝”。有幅画他题的是：“深吸一口气，大笔一挥，旁若无人”。此等气度我深为钦佩、弥久难忘。阿老，张安治，薛树森虽只颜见一面，但他们是我的恩师，是我的领路人，至今感念他们。
1964---1965这是我画速写较多，发表作品也较多的两年。1964年《健康报》刊登我的速写组画《秋山巡医》多幅。1965年《河北美术》第一期刊发了我的组画《青春颂》等作品。
1966“文革”开始，动荡不安，一切都脱离了正常轨道。本来我的一组速写《战天斗地》要在《河北画报》(7月号)上刊登，其目录已由《河北日报》先期发出预告，结果是：因搞运动画报停刊，一切化为泡影，画作亦丢失难觅。
1966年十月我和学生们去北京串联，到交道口南大街十号去寻访农乐(朱国明)一家，那里人恶狠狠地说：地主狗崽子，滚蛋了!这个对我有着大恩大德的一家，就这样消失的没了踪影。第二次我去派出所询问，也无结果。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令人情何以堪!(66年至今已历半个世纪，农乐一家人杳无音讯，能不叫人忧惧!农乐啊，你们在哪里?农乐原名朱国明，兄长朱国恒，有知情者请能告知，我当感激不尽。)
1967涉县“县三代会”责成我画领袖像。转瞬我就成了“专业画家”和“文革”闹剧的看客。
在画像过程中认识了李向明(当时他在县中上学)，他聪敏好学，酷爱绘画，善解人意，讨人喜欢，他说我画速写对他有影响，决心要学好绘画走美术之路，他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脱颖而出，不仅成为知名画家，而且凭能力与自身素质，得到画界一致拥戴，先后任邯郸市美协主席直至河北省美协副主席，为省、市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他百忙之中仍能无微不至地关心我，关照我，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总有向明在一边帮忙，实在难得，作为一名优秀艺术家，能有如此人品与爱心，非常使我感动。再度谢谢他。之后还认识了他的胞弟贾向国，向国少年时就同我有频繁接触，打小就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艺术悟性与才情，天分和勤奋成就了他，所以今天的蜚声画坛也是必然，后来作为我的同事相处甚欢。这期间还结识了天津美院吕云所先生，他很赞赏我的速写，他曾把我的速写带回天津美院让他的学生观看，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(后因天津人美出版社给我出画集，我见到社长刘建平先生，他提到这事，说他当年就读天津美院，就是观摩我画众多学生的一员)
1970 成为涉县文教局文艺创作组成员，封笔五年的速写，开始重新恢复，
1973 发表以下作品：1、素描人物《老支书》(刊登于天津人美出版社的《人物素描选集》)。2、速写《女社员》(发表在《天津文艺》创刊号)。3、速写《共读》(发表在天津人美出版社出版的《速写选集》)。这些速写都是64年65年画的。
1975 速写《剪秧》入选并发表于天津人美出版社出版的《速写选集》(二)。
文革后期，得识天津人美出版社杜滋龄先生，经他介绍并引我去见了张德育，赵松涛两位画家，应该说是倾心已久，相见恨晚，观瞻大作，喜有收获。
1979调入邯郸市群众艺术馆，任美术部长，主持美术部工作，创作完成素描《人民生活挂心上》继尔发表在《河北日报》文艺版上。其国画作品亦入选河北省美展。
金秋重阳，首次与凌云晤面(缘周秉恭先生之荐，迄今算来，交往已逾38载)凌云，学历深厚，行藏高远，博览贯通，甚有见地，率真坦荡，是我难得的知己与挚友，凡有未明难决之事，我大都想征询他的意见，给我很多提示和帮助，也包涵我的绘画，曾给我画作撰过跋文，给我的画集写序，关于我绘画写出评论文章计有数篇之多(均发表在不同时期各种刊物上)。他重“识见”(我想这与“三界唯识”大概想通相契吧)，从他言谈的及经常推荐并提供给我阅读的书籍文章，凡举古今文哲艺、中外人物巨擘、前沿量子理论，玄学佛理禅义囊括广褒无不关乎，这于余而言开目启慧明理增识自不待言。这份情谊弥足珍贵。
1980 春天我和李乃宙陪史国良去涉县写生。张林海作向导(他是本地人)，这也为林海提供了契机，几经坎坷他终于真正踏上了绘画之旅并修成正果(凌云说，多灾多难能雕琢如此纯粹的画家真是奇迹!他的绘画取消了美学、哲学与诗的界限，看他的画，分明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诉说悄悄话儿，那是天使密语，远远超越了俗常的所谓绘画语言)。秋天与人结伴去南方写生，历时两月，斩获颇丰，真切感悟到行旅绘画和采风挥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
自80年开始连续4年，我和张义春在邯郸市群艺馆举办美术学习班，从众多学员中，后来走出一大批有作为的学生，方力钧、王文生、张林海、朱会平、孙芙蓉、王治平、丁勇等。方力钧堪称是这批学生的优秀代表(八十年代他的作品频现海外著名展事，广泛进入国际艺术视野，在他艺术鼎盛期，获得许多世界级奖项，作品为众多艺术博物馆收藏，无可争辩地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前卫艺术家领军人物、海内外瞩目的巨星级艺术家)。方立钧对我多有关照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。
1981完成国画《集日》创作，作品在省美展展出。
速写《江边》、《老农》均在《河北文学发表》
我所画的人物肖像作品由河南出版的《奔流刊发》。
1982完成创作《冀南姐妹》。
结识了栗宪庭。栗先生曾任《中国美术报》执行编委，著名艺术策展人，蜚声中外的艺术理论家与艺术批评家。八十年代初，他及他所执编的《中国美术报》酝酿并推助了一场如火如荼美术新潮运动。栗先生顺应时代潮流，以“猛士”的坚毅与果敢，“大将”的前瞻与洞察，破冰杨帆，把中国美术推入新时期的快车道，催化出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美术新思想、新理念，艺术语言新元素、新样式、推出一大批名不见经传、有悖于美术主流创作规范的先锋艺术家。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美术的现状与格局。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。作为美术新潮的旗手和总设计师。他和美术报成为中外瞩目的关注焦点。但伴随着“反异化”“反自由化”“清除精神污染”极“左”思潮暗流涌动，他与美术报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艰险中(他一度曾被停职，后来得以恢复和纠正，大约时间不长先生自行请辞)我就是在这个特定历时背景下，经人介绍在邯郸与先生谋面的。我关注宪庭，我理解宪庭，幻想力所能及为栗先生做点什么。我十分敬佩他勇于肩负中国美术突围猛进的历史使命，并为使命而呐喊而燃烧的无畏精神，以及他叱咤风云，运筹帷幄的人格魅力。尽管我与老栗无论年龄。境遇等不尽相同，但我视他一样同是有真性情的人，有纯正灵魂的人，天然地能够息息相通，与宪庭结交，能够与之来往当属三生有幸。
1983亲自赴京邀请周思聪、卢沉、王怀骐、张文瑞等知名画家来邯讲学，同时举办了周思聪、卢沉、石虎、杜滋龄四人国画展，为邯郸广大美术人士、爱好者及市民广大群众，创造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学习、观摩和欣赏的机会。
1984年结识荣宝斋负责人卢华堂，他带我参观他们水印木刻的套印流程。继而应我要求，他请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魏文伯先生，给我当时所在单位题写了:“邯郸市群众艺术馆”(用于制门匾镌字)。
在京期间，我曾陆续拜访了吴冠中、彦涵、贾又福、石虎诸位画家。感悟到做人作画他们是各有千秋，细加揣摩，收获良多。
1990年开始了对水墨人体绘画的探索与实验，冀希再度破译黑墨困，驾驭水的张力，借此营造出一方新天地。若问探索初衷创作心理，八个字，那就是：“信步寻梦，任性逍遥”。
记得凌云谈及我绘画历练说我走的是“野路子”，他认为这其实最好，少了许多一统性与程式化的束缚和干扰，使自己的体悟和表达更加自由和率真。通常我们可以说文章是文本，同样，画体亦可称之为“画本”，“画本”也像人(亦可谓人本)一样也应该有真性情、真骨气。我很赞同他这不无诙谐的点评，这不也提现了我的艺术主张。他写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诗句是“中药西药一炉烹”，以及形象喻我为“开生荒”。我认同我喜欢，世界必将大同，分什么中西，皆为我用，“一炉烹”早就应该。其实“开荒”有时指的不见得就是“沃土肥田结硕果”，反倒是人皆忽略的主体元素，就是“自我业已完成”的拓荒人，究其本身那不就是一种上乘的绝妙佳作吗?很好，那就“开”下去，最好“开”出个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” ，说不定，看官，您说呢?
1990水墨人体《愉悦风神》入选全国美展。
1997从群艺馆退休(时年61岁)，新的人生篇章由此伊始。
2000贾方舟先生看过我的绘画作品后写就一篇评论：《尊重感觉、创造程式》该文发表在《艺术界》(2000年第3、4月号)。
2002 12月，在河北文学馆举办了《郑今东水墨人体展》。此展系由周力军、张国明二位先生策划。而一应展览事务均由王文生和其所带学生承揽与具体操办，很是感激他们。
2005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郑今东速写集》，凌云先生为之写了序。
我所作《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—我认识的张林海》评论文章发表在《邯郸文学》(2005第3-4期)。
2007我的《赵孟頫其人之我见》一文发表在《邯郸文学》(2007第6期)
（责任编辑：杨晓萌）
（注：本文转自雅昌艺术网）
注：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，均为原作者的观点，不代表合肥文产网的立场，也不代表合肥文产网的价值判断。
1943-----1950读小学及高级小学。教我的先生中有几位是绘画高手，这对于从小就喜欢写画的我是感到很幸运的。论绘画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高民五、李辉、李栋晨、卫建中这几位先生。李辉老师曾书赠我“虚心真君子，硁硁不丈夫”这话便伴我一生成为我的座右铭。
1951---1954在广宗前期师范读书。语文老师赵华庭，曾于二战时期作为远征军的一员赴缅对日作战，做过记者，文化高，会英语。他也曾给我写下些教诲的话，其中有句话让我牢记在心：“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不仅是个方法，抑且是种美德。”
大约是1952年前后，我看到画家赵望云的一本小册子，是他从北京南下，一路走一路画而后结成的册子。内中有一幅画是广宗景物，广宗是我老家所以感到特别亲切，便心生憧憬，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够像赵先生这样边走边画，自己编织了一个美好的少年梦。
1954广宗师范毕业后旋即考上威县赵庄师范读后师。赵庄师范当时叫“河北省师范”解放后即建，是冀南最大的学府。
1954---1957 美术老师周秉恭先生是北京人，从北京国立艺专毕业后到这里做老师，他教写生、透视，让我获得了绘画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。后又新来了从天津河北艺师毕业的孟范增老师，他的写生极好，这深深影响了我。
1957 后师毕业。我被分配到河北涉县井店中学当教师，教语文、历史、地理，后来主要教几何，捎带着上美术课。
1958狂热的“大跃进”年代。学校几乎不上课，让我做的就是写标语，画壁画。暑假期间教师进行“整风反右”我被打成右派，从此而成为“另类”。
1960严重饥荒
饿、病、逃、荒、死现象瘟疫搬扩散。自己身处异乡，收入及其微薄，无力顾及家人，念至父母儿女，悲情难抑。在吃顿饱饭当属奢念之际，哪里还遑论什么艺术、事业，想做画家，那么“白专道路”、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”的帽子在等着你。
1961年速写《学习好》、《备课》被《河北日报》选用。此后我的速写屡屡见诸报端。
1963年生活条件稍有好转，对我的绘画来说这是关键的一年。
天津画家孙克纲，张希岺，冯一鸣写生来到涉县，与之接触很受启发。
河北艺师王之江、李昆祥、郑禄高过来写生。王之江老师对我甚好，我画水彩主要得益于他，他不仅说技法还送我水彩画纸，叮嘱我一定要多画水彩，我感动之余备受鼓舞。
暑假期，北京画家农乐(本名朱国明)由河北报社介绍到涉县找我，这样我们就吃、住、画在一起，采风写生遍及村镇街巷和山野田间，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的暑假。
农历年关期间，一个充满了幻想和希望的青年走进了北京，农乐邀请我赴京做客(他有年迈的父母和一位哥哥，都很善良。)我吃住在农乐家。当时由于农乐安排，我分别去拜访了中央工艺美院的阿老，及中央美院张安治两位先生，都很平易近人，亲切和蔼，现身说法不吝赐教，还拿出很多作品让我看。阿老先生说：“痛快里面有结构，痛快里面有形象”;张安治先生则嘱咐我向黄胄那样大量地画速写。俱是金玉良言，一生受益。真是此行不虚啊(之后农乐陪我去美术馆看画展，记得是《公社风光画展》)。
返邯途中，我顺便去保定寻访我慕名已久的薛树森先生。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，搬出作品让我浏览，薛先生的速写与水粉画画的极好，堪称“两绝”。有幅画他题的是：“深吸一口气，大笔一挥，旁若无人”。此等气度我深为钦佩、弥久难忘。阿老，张安治，薛树森虽只颜见一面，但他们是我的恩师，是我的领路人，至今感念他们。
1964---1965这是我画速写较多，发表作品也较多的两年。1964年《健康报》刊登我的速写组画《秋山巡医》多幅。1965年《河北美术》第一期刊发了我的组画《青春颂》等作品。
1966“文革”开始，动荡不安，一切都脱离了正常轨道。本来我的一组速写《战天斗地》要在《河北画报》(7月号)上刊登，其目录已由《河北日报》先期发出预告，结果是：因搞运动画报停刊，一切化为泡影，画作亦丢失难觅。
1966年十月我和学生们去北京串联，到交道口南大街十号去寻访农乐(朱国明)一家，那里人恶狠狠地说：地主狗崽子，滚蛋了!这个对我有着大恩大德的一家，就这样消失的没了踪影。第二次我去派出所询问，也无结果。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令人情何以堪!(66年至今已历半个世纪，农乐一家人杳无音讯，能不叫人忧惧!农乐啊，你们在哪里?农乐原名朱国明，兄长朱国恒，有知情者请能告知，我当感激不尽。)
1967涉县“县三代会”责成我画领袖像。转瞬我就成了“专业画家”和“文革”闹剧的看客。
在画像过程中认识了李向明(当时他在县中上学)，他聪敏好学，酷爱绘画，善解人意，讨人喜欢，他说我画速写对他有影响，决心要学好绘画走美术之路，他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脱颖而出，不仅成为知名画家，而且凭能力与自身素质，得到画界一致拥戴，先后任邯郸市美协主席直至河北省美协副主席，为省、市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他百忙之中仍能无微不至地关心我，关照我，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总有向明在一边帮忙，实在难得，作为一名优秀艺术家，能有如此人品与爱心，非常使我感动。再度谢谢他。之后还认识了他的胞弟贾向国，向国少年时就同我有频繁接触，打小就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艺术悟性与才情，天分和勤奋成就了他，所以今天的蜚声画坛也是必然，后来作为我的同事相处甚欢。这期间还结识了天津美院吕云所先生，他很赞赏我的速写，他曾把我的速写带回天津美院让他的学生观看，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(后因天津人美出版社给我出画集，我见到社长刘建平先生，他提到这事，说他当年就读天津美院，就是观摩我画众多学生的一员)
1970 成为涉县文教局文艺创作组成员，封笔五年的速写，开始重新恢复，
1973 发表以下作品：1、素描人物《老支书》(刊登于天津人美出版社的《人物素描选集》)。2、速写《女社员》(发表在《天津文艺》创刊号)。3、速写《共读》(发表在天津人美出版社出版的《速写选集》)。这些速写都是64年65年画的。
1975 速写《剪秧》入选并发表于天津人美出版社出版的《速写选集》(二)。
文革后期，得识天津人美出版社杜滋龄先生，经他介绍并引我去见了张德育，赵松涛两位画家，应该说是倾心已久，相见恨晚，观瞻大作，喜有收获。
1979调入邯郸市群众艺术馆，任美术部长，主持美术部工作，创作完成素描《人民生活挂心上》继尔发表在《河北日报》文艺版上。其国画作品亦入选河北省美展。
金秋重阳，首次与凌云晤面(缘周秉恭先生之荐，迄今算来，交往已逾38载)凌云，学历深厚，行藏高远，博览贯通，甚有见地，率真坦荡，是我难得的知己与挚友，凡有未明难决之事，我大都想征询他的意见，给我很多提示和帮助，也包涵我的绘画，曾给我画作撰过跋文，给我的画集写序，关于我绘画写出评论文章计有数篇之多(均发表在不同时期各种刊物上)。他重“识见”(我想这与“三界唯识”大概想通相契吧)，从他言谈的及经常推荐并提供给我阅读的书籍文章，凡举古今文哲艺、中外人物巨擘、前沿量子理论，玄学佛理禅义囊括广褒无不关乎，这于余而言开目启慧明理增识自不待言。这份情谊弥足珍贵。
1980 春天我和李乃宙陪史国良去涉县写生。张林海作向导(他是本地人)，这也为林海提供了契机，几经坎坷他终于真正踏上了绘画之旅并修成正果(凌云说，多灾多难能雕琢如此纯粹的画家真是奇迹!他的绘画取消了美学、哲学与诗的界限，看他的画，分明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诉说悄悄话儿，那是天使密语，远远超越了俗常的所谓绘画语言)。秋天与人结伴去南方写生，历时两月，斩获颇丰，真切感悟到行旅绘画和采风挥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
自80年开始连续4年，我和张义春在邯郸市群艺馆举办美术学习班，从众多学员中，后来走出一大批有作为的学生，方力钧、王文生、张林海、朱会平、孙芙蓉、王治平、丁勇等。方力钧堪称是这批学生的优秀代表(八十年代他的作品频现海外著名展事，广泛进入国际艺术视野，在他艺术鼎盛期，获得许多世界级奖项，作品为众多艺术博物馆收藏，无可争辩地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前卫艺术家领军人物、海内外瞩目的巨星级艺术家)。方立钧对我多有关照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。
1981完成国画《集日》创作，作品在省美展展出。
速写《江边》、《老农》均在《河北文学发表》
我所画的人物肖像作品由河南出版的《奔流刊发》。
1982完成创作《冀南姐妹》。
结识了栗宪庭。栗先生曾任《中国美术报》执行编委，著名艺术策展人，蜚声中外的艺术理论家与艺术批评家。八十年代初，他及他所执编的《中国美术报》酝酿并推助了一场如火如荼美术新潮运动。栗先生顺应时代潮流，以“猛士”的坚毅与果敢，“大将”的前瞻与洞察，破冰杨帆，把中国美术推入新时期的快车道，催化出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美术新思想、新理念，艺术语言新元素、新样式、推出一大批名不见经传、有悖于美术主流创作规范的先锋艺术家。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美术的现状与格局。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。作为美术新潮的旗手和总设计师。他和美术报成为中外瞩目的关注焦点。但伴随着“反异化”“反自由化”“清除精神污染”极“左”思潮暗流涌动，他与美术报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艰险中(他一度曾被停职，后来得以恢复和纠正，大约时间不长先生自行请辞)我就是在这个特定历时背景下，经人介绍在邯郸与先生谋面的。我关注宪庭，我理解宪庭，幻想力所能及为栗先生做点什么。我十分敬佩他勇于肩负中国美术突围猛进的历史使命，并为使命而呐喊而燃烧的无畏精神，以及他叱咤风云，运筹帷幄的人格魅力。尽管我与老栗无论年龄。境遇等不尽相同，但我视他一样同是有真性情的人，有纯正灵魂的人，天然地能够息息相通，与宪庭结交，能够与之来往当属三生有幸。
1983亲自赴京邀请周思聪、卢沉、王怀骐、张文瑞等知名画家来邯讲学，同时举办了周思聪、卢沉、石虎、杜滋龄四人国画展，为邯郸广大美术人士、爱好者及市民广大群众，创造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学习、观摩和欣赏的机会。
1984年结识荣宝斋负责人卢华堂，他带我参观他们水印木刻的套印流程。继而应我要求，他请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魏文伯先生，给我当时所在单位题写了:“邯郸市群众艺术馆”(用于制门匾镌字)。
在京期间，我曾陆续拜访了吴冠中、彦涵、贾又福、石虎诸位画家。感悟到做人作画他们是各有千秋，细加揣摩，收获良多。
1990年开始了对水墨人体绘画的探索与实验，冀希再度破译黑墨困，驾驭水的张力，借此营造出一方新天地。若问探索初衷创作心理，八个字，那就是：“信步寻梦，任性逍遥”。
记得凌云谈及我绘画历练说我走的是“野路子”，他认为这其实最好，少了许多一统性与程式化的束缚和干扰，使自己的体悟和表达更加自由和率真。通常我们可以说文章是文本，同样，画体亦可称之为“画本”，“画本”也像人(亦可谓人本)一样也应该有真性情、真骨气。我很赞同他这不无诙谐的点评，这不也提现了我的艺术主张。他写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诗句是“中药西药一炉烹”，以及形象喻我为“开生荒”。我认同我喜欢，世界必将大同，分什么中西，皆为我用，“一炉烹”早就应该。其实“开荒”有时指的不见得就是“沃土肥田结硕果”，反倒是人皆忽略的主体元素，就是“自我业已完成”的拓荒人，究其本身那不就是一种上乘的绝妙佳作吗?很好，那就“开”下去，最好“开”出个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” ，说不定，看官，您说呢?
1990水墨人体《愉悦风神》入选全国美展。
1997从群艺馆退休(时年61岁)，新的人生篇章由此伊始。
2000贾方舟先生看过我的绘画作品后写就一篇评论：《尊重感觉、创造程式》该文发表在《艺术界》(2000年第3、4月号)。
2002 12月，在河北文学馆举办了《郑今东水墨人体展》。此展系由周力军、张国明二位先生策划。而一应展览事务均由王文生和其所带学生承揽与具体操办，很是感激他们。
2005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郑今东速写集》，凌云先生为之写了序。
我所作《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—我认识的张林海》评论文章发表在《邯郸文学》(2005第3-4期)。
2007我的《赵孟頫其人之我见》一文发表在《邯郸文学》(2007第6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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